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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角田光代 日本还不能公开谈论代孕、人工授精

归档日期:05-05       文本归类:角田市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日本女作家角田光代的《对岸的她》最新中译本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前,这位畅销书女作家已有多部作品如《纸之月》《第八日的蝉》《单恋》等译介给中国读者。

  出生于1967年的角田光代是高产作家,五十出头的她已出版了一百多部作品,而且多部作品都颇畅销。角田光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该系还曾培养出另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村上春树。1988年,角田光代以“彩河杏”的笔名写了七部“青少年小说”。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她改变了自己的创作路线,用本名写了短篇小说《寻找幸福的游戏》参加“海燕新人文学奖”,并且得到了大奖。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创作了一些儿童文学,成就可观,陆陆续续获得了一些小奖。

  但真正奠定角田光代在日本文坛地位的还是她在2000年后的创作,2002年《空中庭园》获得畅销书的顶级奖项“直木奖”提名,讲的是东京郊区由夫妻和两个孩子构成的小家庭,他们以“凡事公开,家中无秘密”为口号,其实每个成员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2005年,角田光代凭借《对岸的她》获得直木奖,标志着她作为一个畅销文学作家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肯定。其之后的《第八日的蝉》《纸之月》等作品则陆陆续续成为经典。

  角田光代属于那种特别有影视改编缘的作家,《空中庭园》早在2005年就由丰田利晃拍成同名电影,《真昼之花》在同年被秋原正俊搬上银幕。《女人一生的十二个礼物》则被拍成两部电影,上篇《情人钥匙》,下篇《海胆煎饼》。当然,其最负盛名的影视改编当数2011年的《第八日的蝉》以及2014年的《纸之月》,其中后者还于同年推出了电视剧版。

  角田光代的影视缘,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其小说或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或切中某个社会议题。譬如,《我是纱由美》处理的是人工辅助生殖的伦理问题,七个渴望成为母亲的女人和七个无法成为父亲的男人间的一场社会实验,这一主题切中近年热点,但在亚洲作家笔下始终不曾有过正面亮相。

  评论家汤祯兆援引日本学者大衫重男的说法指出,要认识角田光代,必须把她的作品置于泡沫经济的具体时空中。他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日本的超乐观时期,当中如经济大国、一亿总中流及新人类等充满朝气的名目不断涌现,盛载一个急速消费及高度发展的时代气息。角田光代的小说里,女主角往往流露出浓烈的泡沫经济年代的气息。《纸之月》写的是一起轰动日本的银行公款挪用案件,一名41岁的家庭主妇梅泽梨花为了包养一个小她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滑入金钱欲望的深渊。

  女性是角田光代小说中永恒的主角,姐妹情谊、都市女性的困惑和危机、脆弱的日本家庭关系都是她书写的主题。有评论者认为,相比另一位在内地走红的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作为后继者的角田光代在女性自主意识觉醒这一课题上,更贴近日本当下女性身处的时代背景。

  最近,我们通过电邮对角田光代做了专访,聊了她三本小说《纸之月》《对岸的她》《我是纱由美》里的女性书写、泡沫经济反思以及代孕等热点话题。

  新京报:在其他采访中读到你说自己的作品“来自愤怒,来自不平则鸣,最初成为小说核心部分的是对社会的愤怒,得知社会上发生某起案件后,你思考自己究竟在愤怒些什么,然后提笔写作”。《纸之月》也是如此吗?

  角田光代:《纸之月》倒没有源自真实案件,我当时想写一个“不通过某种媒介就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我把这“某种媒介”设定为“金钱”。然后我去查阅资料,看到很多女性挪用公款的案例,发现多数新闻报道的言论都是“该名女子对男人言听计从,挪用的公款都花在了男人身上”。所以我想以女性为主导展开挪用公款的案件做架构创作或许可以,这就是这本小说的由来。

  新京报:关于《纸之月》的解读,有读者说这个故事讲的是“虚幻的自由”,但是,如果梅泽梨花没有做这些事情,她老老实实做一个家庭主妇,过着一般人向往的中产阶级那种有儿有女的幸福生活,这种“自由”是否也是一种虚幻呢?

  角田光代: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做出了忠于自己本心的选择,就是说你选择了某条路之后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就是你自己,没有失去自我,这样的人生就足够好了。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会让它干扰我的作品。在小说的世界里,主人公是自由的,他们尽可以有自己的人生,好或坏,幸或不幸,在小说的世界里都可以“真实”存在。

  新京报:同名电影最后,梅泽梨花破窗逃跑,你会把这视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反抗吗?小说的结尾则与电影不同,可以说吉田大八导演做了全新诠释,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诠释的?

  角田光代:我觉得电影的主题是“获得自我”。电影气势逼人,一个叫梨花的女子,她最真实的自我,自内而外喷涌出来甚至要将那一层外壳粉碎。电影不单纯是“小说的电影化”,而是“再创作”,吉田大八导演拍得真的很有意思。

  角田光代:我自己是女性,也喜欢写女性。在日本,大多数女性结婚后会改从夫姓。面对是继续工作还是选择家庭,如何抚养小孩等这类问题,女性必须做出选择。相对的,女性必须去思考、去抉择、不得不去接受的变化就非常多。在这种意义上,我喜欢写女性。

  新京报:你觉得女孩逐渐长大,进入职场和家庭后,维持友谊或交新朋友会越来越难吗?

  角田光代:立场不同,确实很难再相互陪伴、共度时光。有小朋友的妈妈和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职业女性,真的不太可能有时间相处,彼此的兴趣也会变得不同。我已经是年过五十的人,到了这个年纪,朋友们的孩子也都长大了,大家似乎又可以像以往那样变得亲密起来。

  角田光代:倒不是说以女性为主题吧,我以往的作品也是如此,女性只是讲述故事的视角,想写的主题是其他的。

  新京报:日本泡沫经济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你觉得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况、心理结构等,依然在受其影响吗?执笔创作时,你也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吗?

  ,泡沫经济那会儿我们是学生或已经工作,亲眼见过经济景气的社会样貌。在我们更小的时候,日本是经济高速发展期,整个国家越来越富饶,我们是伴随着那样的时代空气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总有一股无来由的自信,莫名觉得“一切会越来越好”。真的就是那个“曾经所有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代留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印记吧。

  但是泡沫经济的富裕仅止于物质,精神上却并非如此。我相信,很多人都亲身体会过那种内心的荒凉感。所以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如果主人公是经历过泡沫经济的人,我会有意识地将其塑造为对物质生活抱有莫名乐观的性格。如果是再往下的时代,我就会改变写法。

  新京报:在《对岸的她》里,你写到女主角葵学生时代在学校遭受过同伴欺凌,比如说学校里的小集团化。这种

  90年代的校园欺凌、小集团化也是泡沫经济塑造的害怕孤独的时代心态造成的吗?

  角田光代:并不是,我想,非常遗憾,欺凌现象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存在,甚至是自人类开始群居的太古时代就存在了吧。并且,到了现在欺凌的方式、手段也变得多种多样。

  新京报:对你来说,在决定写《我是纱由美》这本书之前,从文学和创作的意义上说,借精生子这个议题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角田光代:开始创作这个故事的契机,是我看了一档美国有关“精子银行”的纪实节目,我当时不禁感叹“和日本的情况好不同啊”,于是想试着写这么一个故事。在日本没有公开合法的精子银行,所以这个小说的设定在今天的日本是不可能的,它是一个架空的故事。

  新京报:小说里,树里问母亲当时为什么想要孩子,母亲回答非常平淡简单:就是想生。你认为生育是本能吗?

  角田光代:嗯,好难的问题。我自己的话,没有过“想生孩子”“想抚养孩子”的想法。但是,应该也有很多人想要生孩子吧。是不是本能,我真的不知道。

  新京报:《我是纱由美》里的父亲们大多性情乖戾,有很深的自卑感,你怎么看这些父亲形象?

  角田光代:在日本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家都默认“不孕不育”是女性这方的身体出了问题。真的是直到近几年,人们才认识到男性的身体原因也会造成“不孕不育”。这部小说里的男性,都是知道生不了孩子的原因在自己。所以,不得不借助陌生男性来创造一个小孩,即便是做出选择后,内心或潜意识里也无法完全接受,因此才会产生自卑感。

  新京报:《我是纱由美》让我想到代孕的问题,关于代孕有很多伦理争议。很多反对意见来源于女权主义者,比如担心代孕的放开可能会使本就弱势的贫困女性沦为家庭的牟利工具,从而恶化女性的处境。不知道你个人是否支持代孕合法化,你怎么看代孕?

  角田光代:在日本现在还是不太能公开说代孕、人工授精等问题。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比如,人工授精出生的孩子没有知道亲生父亲是谁的权利。关于人工授精出生的孩子到底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得到哪些保护,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出结论。现状却跑在了前面。

  角田光代:当我读到一本小说,感觉自己的世界变得宽阔,我就经常会想,我自己也要写这样的小说。如果能遇到令我觉得“啊,小说,是多么自由的世界啊”这样的作品,我都会兴奋激动。

  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蝉》,当时因为3·11东日本大地震,电影公映延期了,但还是在那一年内上映。我本来预想,故事本身并不明亮,在刚经历地震、充满不安的日本社会,大家可能不会喜欢这类电影,却意外地获得好评,也让我深思许久。电影引起热议后,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豆岛也得到大家关注,岛上一些已经废止的庆典节日又复活了,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角田光代:中国读者会读我的书吗?喜欢我的书吗?我真的不太清楚。想听读者对于我作品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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